唐景莉：
教学改革是课程为本。《关于全面深化课程改革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意见》出台之后，全科育人、全程育人、全员育人成为共识。在您看来，全面深化课程改革意味着什么？
赵继：
课程是人才培养过程中最基本的要素和载体，而课程改革确实是学校改革的一个核心，也是整个教育改革的重点和难点。这里边涉及学校方方面面，比如教学机制、师资状况、学科水平等，但我觉得首先要解决两个机制的问题，一个是如何建立学校基于社会和雇主反馈的持续改进教育质量的机制；另一个是发自教师内在的自我更新教学内容和教材、自我持续改进质量的机制。我认为，一个好企业的产品质量标准应该高于国家标准，并不是简单按照国家标准来组织生产，同样，一所好大学的学生培养质量保证机制并不是来自主管部门的要求和约束，而是来自社会发展对人才培养质量不断提升的呼唤，来自为学生健康成长和幸福人生考虑的社会责任，所以应该建立内在持续改进质量和自我更新教学内容的机制，不建立这个机制，课程改革就不会深入和持久，而没有高质量的课程就意味着作为“活的”知识体系支撑的学科发展就缺失了源头活水。实践表明，上述这个机制的建立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涉及学校改革很多方面。
一个教师如果不能够把培养人才和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放在工作的重要位置，或者精力投入不够，或者学术水准不够，或者将教学和研究变成两张皮，就很难培养出高质量的学生。在教学过程当中，教师必须首先热爱教育工作，才有足够的兴趣和内在动因持续改进教学内容和更新教材，这是特别重要的。特别在当今社会发展、科技进步以及产业变革非常迅速的情况下，教学内容更新始终是中国大学教学改革特别是课程建设的重点。
我有个体会，我看过很多课程，也看过不少专业，感觉到相当一部分教学内容落后于科技和产业发展，这是个大问题，必须要加以解决。当然，首先还是要解决两个机制的问题。
一所大学的“产品”究竟是什么？过去我们常打比方，经常讲一所大学的产品是学生，我们要对产品质量负责，我可以把这理解成一种形象的比喻。但在我看来，按照现代大学发展的趋势来说，一所好的大学的产品应当是优质教育服务，服务当然可以作为产品。这个优质教育服务产品的供应者、提供者是大学，是大学的老师、大学的管理者、还有大学的氛围等。大学除了输出培养人才等优质教育服务以外，输出的“产品”还有科研成果、知识和技术的转移、文化传承和社会服务等，而核心还是优质教育服务。
除了大学及其教师这些提供者以外，还有“消费者”。我们的学生应当是消费者，他们不是被动的产品，优质教育服务产品的质量提升是需要教育提供者和消费者共同来完成的。在现代企业生产模式里，一个好产品的质量提升是由消费者、供应商之间不断互动，不断反馈，不断迭代，持续改进来实现的。我觉得大学也如此，你看小米手机就非常典型。当然，人才培养有别于企业生产，这点必须说清楚。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现在优质教育服务质量的提升必须由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共同完成，教育教学过程必须首先看到学生这些“人”的存在。一个好的教师应当是学生学习的鼓励者、引导者和合作者，特别在当今时代，应该摒弃或者说应当更新一种教育观念，即流水线模式。我们现在的教学模式很多场合是按照福特生产方式——大批量生产流水线体系下的思维模式沿袭来的，优点是成批量、大规模、低成本、效率高、规格统一。但是，按照人的全面和个性发展要求以及未来社会需求的多样性，并考虑目前招生规模的现实性，我们的大学应该采用规模教育基础上的“定制教育”，通过高水平的课程资源，以及开放的管理方式，让学生在多元优质教育资源下能够有更多选择的机会，这也是保证课程和课程资源不断更新的关键因素。
应注重课程建设中很重要但尚需进一步落实的一些最基本的要素，比如课程体系的优化、具体课程内容的更新、课程改革的机制、主讲教师队伍建设、教材和教学载体建设、教学方法改革和教学质量评价等等，这些问题如果不能落实到位，你说你有高水平的课程质量、高水平的教学改革成果，我觉得都是不靠谱的，或者都是流于形式的。当前我们特别应当关注把教学中最基本的要素和最基本的环节落实到位这一问题，这也是我们以往大学教育中的传统优势，应该发扬光大。
唐景莉：
说到两个机制，一个是持续改进的机制，一个是自我更新的机制，均对教师提出了很大的挑战，您认为当前的两个机制的构建，将对教师队伍会产生什么样的新的变革，或者对他们提出什么样的要求？
赵继：
我个人觉得首先还是要解决学校发展机制的问题。真正要落实前面谈到的这两个机制，必须按照高等教育法要求，按照国家深化高教改革管办评分离的要求，坚定不移地推进这项改革。像如何进行学校的定位，如何办学科专业，如何发展课程，如何重点建设，如何控制质量等等，应当鼓励大学在国家授权和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进行多样化的探索。这里，特别要解决一个问题，就是大学在获取发展资源和教育资源的时候，学校的发展取向同外部及社会对我的评价、激励，以及学校对于内部自身，对学生培养这一根本任务的关注乃至持续改进教学质量这几者关系应当是一致的。如果指挥棒的指引，使我有另外一条捷径可以获得更多的学校发展资源，那就有可能使学校不一定把更多精力放在人才培养这一核心任务上，比如说其他的一些方面，比如一些短期行为。其实现实情况比这要复杂，有时候要追求一些指标，可能更有利于学校获取发展资源，这个事情往往是一些校长的无奈之举，这个问题必须解决。要逐步做到在国家对学校的支持、学校获取资源的渠道、社会对学校的评价、学校自身围绕立德树人这个总目标的取向上尽量争取做到一致。就像企业产品质量的改进不是谁要求你改进，是市场和社会要求改进，因为只有好的产品质量才有好的声誉和竞争力。同样，大学应当主动面对国家战略需求和“买方市场”，自觉和持续改进教育教学质量，从而获得国家和社会的认可，形成竞争力和品牌。
其次，对于教师确实也提出了新的要求。一个好的教师应当教学科研相结合，有较高的学术水准和教学能力。大学在制度设计上，在章程里要强调立德树人的根本使命，通过清清楚楚的政策激励教师立德树人，应告诉全校教师，承担教学任务是天经地义的，是大学教授与研究院（所）研究员最显著的区别。教师的评价体系应该把学术研究表现和教学上的表现结合起来，通过有效激励、分类评价、多样化鼓励，创造一种宽松的环境，使每个教师能够自主发展、和谐发展、快乐发展，能够在学术上形成自己的特色，在教学上形成自己的风格；使部分优秀教师能够站在国际学术前沿，掌握本学科最新发展成就和认知科学规律，不断把这些新成果转化为教学内容，并运用现代信息化手段和先进的教学方法，给学生以世界观和方法论上的指导。同时应当时刻不忘学生在教学中的主体地位，使学生能在一个更大的范围内，在优质教学资源中进行更多的选择，教学相长，互动提高，及时反馈，改进质量。把学生的学习效果持续反馈到管理过程当中。只有“两个机制”真正建立了，持续提高和改进质量，有效提供优质教育服务才有保障。中国高校需要提高质量，也需要多元化发展。
唐景莉：
确实是这样。当前，高等教育是买方市场，很多省市录取比例有很大的提高。在这样的情况下，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着力点或者突破点在哪里？
赵继：
过去，也就是大学扩招前，我们常讲要扩大高等教育规模，满足广大群众、百姓、考生对高等教育的需求。现在我们的大学到了目前的规模，这样的供需矛盾相对就减小了，很多孩子上一般大学并不是特别难，这比过去有很大的好转。现在社会对教育质量的呼唤，特别是对高等教育的需求，本质上是对接受优质教育服务的要求，也就是家长不仅想让孩子上大学，而且要上好的大学，上名牌大学。我觉得将来缓解高考压力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不断地扩大优质高教资源，这是一个关键。
优质高教资源怎么扩大呢？一方面要鼓励高水平大学继续在卓越道路上攀登，不断地汲取国际上的成功经验，使办学水平得到进一步提升。但是这只是一个方面，光靠这个不够，我觉得中国当前特别需要优质多元高教资源，应当培育一批非常有特色的行业大学和一批高水平的有地方特色的大学，这样的大学可能不是综合的，甚至它也不完全是以追求学术卓越为取向，它可能是在技术转移、技术创新、社会服务和产学研结合方面更有特色，就像德国、法国等欧洲一些工程师大学校培养的人才在科学技术应用、工程应用、技术的一线上非常好用，学生个人学到真本事，自身价值能够得到实现，比较好就业，而且个人的收入也比较好。我觉得将来这可能是优质高教资源新的增长点，要鼓励一些特色大学办出质量办出水平，这个优质资源扩大以后，学生和家长就会有更多的选择。那么，问题的关键是，政策导向要使这样的一批大学朝这个方向努力有奔头、有劲头。
唐景莉：
有特色、多样化的方向发展，应该是我们的突破点。
赵继：
对，特色就是质量，没有特色就不能说有高质量的高等教育，所以特色本身就是高质量的一种表现。另一方面，只有多样化才能有特色，多样化表明我国高等教育的繁荣发展。
唐景莉：
刚才谈到教育改革，所有的教育改革原点都应该是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在您看来，这种改革如何培养出具有知行合一、高度的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学生？
赵继：
我觉得首先大学要明确自己要干什么，定位是什么，到底办成什么样的大学，大学的人才培养特色是什么？因为学生就是你这所大学培养质量最好的标志。比如说你可以回望一下你这所大学50年或者更多年来办学声誉怎么形成的，思考下来可能不得不承认，还是学生的培养质量决定的。所以，在确定学校的发展方向乃至治理结构和治理体系时，要特别明确大学的战略选择和格局，特别是未来发展的取向。比如你这所学校是以基础研究为特色，还是以产学研合作发展作为特色，是以某一个学科专业领域作为见长，还是以综合性见长等等。这里既有传统的继承问题，也有未来选择时的与时俱进问题。接下来学校要把这种战略定位通过顶层设计和发展路径设计，具体体现在一项项人才培养环节的落实上，否则，再好的战略定位和描述也只能停留在纸面上而无法实现。
同时大学内部要有很好的共识，就是在学校中要特别把人才培养工作摆在核心地位，因为这个问题往往说起来容易，但在实践中落实并不简单。比如学科排名、学术成果和一些标志性学术成就等能直接产生影响力，会带来更多资源，所以学校通常都会很自然地重视这些要素，会把一些着力点放在这上面，这本身没有多大非议。但是如果不把这些要素转化为人才培养的实力和影响力，不能把学术和科研水平的提高同培育创新人才结合起来，不把影响力的提升落脚到人才培养上，这就有问题了，形成两层皮的现象就不能说这是一所好的大学。
既然是这样，那么对教师的激励、对教师的要求都应该围绕人才培养工作展开，强调将学术卓越与创新育人有机结合，将学校的发展理念一个环节一个环节落实下去，既有蓝图愿景，又有架构设计，然后是具体的路线图，再接下去是若干课程、实验、队伍、保障，还有如何进行评价，如何调动积极性等。总之，这是个系统的工程，不能仅仅把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停留在口头和理念上，从不同层面上落到底，这样才能真正把立德树人、培养高质量人才放在重要位置上。
在现代大学条件下，应当突出强调教学和科研相结合，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结合，利用校内资源与协同育人相结合，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相结合，只有做好结合，才能够培养出具有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知行合一的学生。创新离不开实践，特别是在现代教育中，实践出真知也包括科研实践出真知。学生参加一些生产实践，接触最前沿最新的技术和实践教育，对学生成长很重要。
唐景莉：
如何促进科研向教学转化？
赵继：
现在的情况是一部分教师在做而且很有成效，但总体情况不乐观，这不怨教师。在一个学校里教师通常是跟着指挥棒走的，因为学校对他进行评价，个人职称晋升等都有硬性要求，做这种转化怎么评价需要研究。
如何解决教学和科研的两层皮问题，通过知识创新推动学科创新，进而促进学校的持续发展，这是学校管理者需要思考的。把一部分成熟的科研成果转化为教学内容，保持教学的前沿性和先进性是学科建设的应有之义，正是这些“活的”知识不断补充和更新，才使学科发展充满生机和活力，科研向教学的转化是最直接和最大的转化。为推动这种转化，就要坚定不移地推进学校管理重心下移，改革评价体系，减少行政上的一刀切，加强学术治理和分类考核。在一个大学里，在一个系里最了解教师学术水平，教学和科研做得怎么样，转化做得好不好，还是本学科领域的专家和教师。把这个评价权还给学术专家，让学生参与教学评价，是今后评价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
什么样的教师是好教师？学术怎么样叫做得好？评价起来是个相当复杂的问题。教师是充满个性的多样化的群体，每个优秀教师都是独一无二的。我观察到教师群体里有各个方面的高手，有的把课讲得好，教材写得好，有的高水平论文多，有的能拿大项目，有的转化做得好。我们是不是可以在学校层面提个总的原则要求和基本要求，提倡教师教学与研究相结合，鼓励追求学术卓越，但具体到每位教师还是激励他在擅长的方面做到最好，建立多样化的分类评价导向，把对教师的评价权交给院系和学科。
唐景莉：
改革开放以后国家先后实施“211工程”“985工程”以及作为补充的优势学科创新平台、特色重点科学项目建设，有力提升我国高等教育水平，为教育现代化做出了重大贡献。关于新一轮“双一流”建设，在2015年秋季出台的国家方案中已经阐述得非常清楚，现在大家比较关心具体的实施办法。您认为怎样建设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
赵继：
为实现国家战略，相对集中一部分资源，有选择地对部分大学进行重点建设，形成局部优势，产生带动效应，其战略意图和建设效果是明确而显著的，一批重点建设大学在国际上的位次“板块式”前移，说明“211工程”和“985工程”建设成效是显著的。谈到“双一流”，我认为，简单地说，一流大学要培养出一流的学生，产出一流的研究成果，对国家乃至人类发展有知识和技术上的贡献，要以开放的胸怀从世界上汇聚来一流的教师队伍，要有若干一流学科作支撑，还有就是要有能够支撑上述领域卓越发展的一流治理体系和管理团队，而且这个体系应符合大学发展潮流，适合本国乃至本校实际。我觉得，国家实施“双一流”建设，既是目标，也是战略，我们应当有更强的使命感，有更远大的目标，不断超越，追求卓越。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关注，一个是深化综合改革，要和一流大学建设有机结合，以改革引领建设，推动实现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另一个是在一流大学建设中要特别重视“人”的因素，把着力点放在“人”的建设上，以此助推打造学科和学术高峰。
怎么才能把更多的国内外优质人力资源汇集到大学里，这是学校书记和校长们经常谈论的话题。现在我们人才引进、培养和发展还比较封闭，基本都是来自不太大的一个圈子，其实，理工科院校中一部分高水平教师应该来自研究所、好的企业，我们这方面做得还不是特别够。比如过去一讲到科研问题，一定要有专职的科研队伍，基本不承担本科生教学任务，只有一部分研究生培养工作。我觉得应当改变这种模式，通过新的访问学者制度，师资或非师资博士后制度，国外教师短期交流制度等，使我们的“专职科研队伍”有一个结构性的变化，使教师队伍能够更加国际化，高端化。
大学综合改革涉及方方面面，最复杂、最关键的是人的问题。高水平教师队伍的建设，不仅仅是光招聘到好的教师，还包括教师队伍的持续激励和水平提升，分类激励和分类评价，还有出口的问题等等。教师队伍的出口问题，是综合改革中比较大而且比较难的问题，不仅要考虑水平，还要考虑国情和校情，背后是如何处理发展与稳定的关系问题。
“双一流”建设当然是要打造若干在国际上有影响的学科高峰，你可以突出特色，有所为，有所不为。但心里要清楚学科发展需要有“适宜的学术生态”，没有协调发展的学术生态，就不会成长出大树。所以我个人觉得“双一流”建设不仅仅是少部分人的事情，要让更多的教师来参与，很难想象在管理松懈，普遍不重视教学的环境里，能培育出可持续发展的学科高峰，我想即使可能也会是个别现象，甚至是昙花一现。只有整体水平提高了，才可能使学科高原更加突出，高峰优势更加明显，这是相辅相成的过程。
唐景莉：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学生也是检验学校办得好不好的一个重要的尺度。
赵继：
这个观点特别对。学生培养质量是检验学校水平高低最重要的尺度，只不过现实当中这个事情比较复杂，因为现在是以科研成果获奖，在国际上发表高水平论文，被国际承认为标准，而学生培养的成就很难用三五年做出结论，很多年以后究竟学校哪一段努力，哪一段工作起了作用，有的时候也说不太清楚，它的周期特别长。但是不能因为周期长、任务艰巨，就单纯追求一些眼前具有标志性的东西，还是要应当明确大学的核心使命是什么，你可以把长短目标结合起来，我觉得这是一个合格教育管理者内心应有的东西。
一流大学建设不仅是要看产出多少高水平的科研成果，影响力排名有多大上升，更长远的还是要看培养的学生是不是被国内外认可，是不是被社会认可，是不是有特色，是不是在国家建设和民族复兴中能够起到中流砥柱的作用，甚至是成为领军人物。所以，建设的长远落脚点一定要看学生的培养质量，社会看你学校一定是拿人才培养质量说话，这是我的看法。
学科建设、实验室建设、质量体系建设是大学建设最核心的要素
唐景莉：
学科建设是龙头，当前学科建设有什么误区？有哪些模糊认识应澄清一下？
赵继：
学科建设确实是基础和关键，在学校发展中起到龙头作用。但学科建设不是空的，如何把学科建设和学校的整体建设，特别是教学建设衔接起来，这是需要研究的问题。通过学科建设引领带动专业建设，学位点建设，学术方向建设，队伍建设，课程建设，平台建设。反过来，通过教学建设，知识体系建设推动学科创新，培育新兴和交叉学科的生长，实现学科建设的与时俱进。
我们在学校工作中总讲学科建设重要，但究竟什么是学科建设需要进一步理清。比如我接触到的一些同志认为，学科建设就是申报重点学科点、申报材料怎么总结、团队怎么捆绑之后会获得好的评价；还有认为学科建设就是学科评估和排名，或者就是学位点申报，不少学校把这些作为学科建设部门的主要职责。我个人觉得，学科建设之所以成为龙头，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由于它本身内涵决定的。什么是学科建设呢，内涵究竟是什么呢？我觉得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知识体系建设；二是学术方向建设，核心是学术团队建设，因为你没有人，学科建设就是一句空话；三是卓越建设，集中一部分资源和力量重点支持能够先冒尖的学科，并带动其他学科的发展，985、211就属于卓越建设；四是学位点建设；五是学科平台和基地建设，比如国家重点实验室，研究基地，社科基地等等，它是支撑；六是对新学科的扶持，推动学科交叉，通过学科交叉使新的边缘学科得到生长；七是学科的更新与代谢，无论什么样学科专业，所有现实存在都是相对的，都要与时俱进，有些学科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就要更新换代或转型升级。在上述内涵中知识体系建设是学科建设的本质要求，是核心。而知识体系建设当中要落实一个问题，就是要不断地把本学科方向的最新研究成果，最前沿的科技成果，社会生产实践的最新成就等内化为知识体系，形成新的知识点，这是大学系统区别于研究院所和工厂企业的地方。这个内化或者转化的过程不是自然发生的，而是要靠教授们创新性地完成。从知识点的创新到课程更新，到课程体系的更新，再到新学科的萌芽，是个艰苦漫长的过程。我们可以回忆一下某些新的学科怎么成长起来的，一开始老师们把部分成果转化成教学内容，开选修课，自编出教材，刚开始也可能是散页的PPT，然后不断深化，不断提炼，一门课到三门课、五门课，再以后选修可能就变成了必修，核心内容开始成熟，课程和知识体系不断完善，一个新学科便开始诞生了。
现在已经成熟、比较活跃、发展比较好的学科怎么做到与时俱进？如果知识体系的链条停止更新进程的话，那这个学科就断了源头活水，就开始进入衰落期乃至死亡期了。这里必须有教师愿意做知识转化工作，现在最大的挑战就是大学中的一些教师不愿意做这个转化工作，因为这要付出很多努力。我们大学必须要注意对这个工作的激励，如果不激励，学科建设就会停留在学位点申报、排名等上面，停留在已有固化的体系上，学科就比较难前进了。有的时候跟国际同行交流，用我们话语体系讲一级重点学科多少，他们很茫然，他们是把知识体系的建设和发展视为学科建设的精髓。所以我觉得，如果讲学科建设是龙头，实际上它的本质是在讲知识体系的建设是龙头，而且它的引领作用正是大学区别于研究院所和企业的地方，也是大学与研究院所、企业之间的比较优势之所在。一所好的大学的发展逻辑在于应依托学科，构筑平台（基地），以研究问题为导向，汇聚团队，在教学相长的环境中实现创新人才的培养，包括学者的自主发展和学生的全面、个性发展。人才又支撑学科，这是一个闭环。所以说，学科—平台—问题（课题）—团队—人才—学科，这个循环是高水平大学的比较优势，也是我对这个问题的理解。
我们的大学特别是“双一流”建设的大学应该为学科建设正本清源，已经到了这个时候，应该还学科建设以本来的面貌。这当中最关键的问题、最重要的工作、最需要关注的事情就是要鼓励一批热衷做这个事情的高水平教师做知识转化工作，把知识的最前沿，科学研究的最新进展转化为教学内容和教材，这是学科建设非常重要的方面。
唐景莉：
知识体系的建设是核心，我们如何出台政策或者建立机制推动这样的一种转化？
赵继：
首先得有东西，否则就是无米之炊，所以还是应当鼓励教师开展科学研究，进行学术创新，不是只单纯鼓励教授教书。要辩证统一地处理好教学和科研这对关系，要通过评价机制、激励机制和氛围营造，建立一种机制，调动一批高水平教师的积极性和带动性，把研究成果按照认知规律、教育规律和教材的要求，凝练、整合、梳理、编撰，按照教学逻辑进行再创新，去伪存真，由表及里，这里面有大量的创造性劳动，不是简单拿过来进入教材就可以了。就像将一部小说拍成电影，不是简单直接地按照小说的内容就能上镜头拍电影一样，这需要转化的过程，而这个转化同样有学术创新，有艰巨的劳动。当然这种转化不一定是光转化自己的成果，也包括国际上的成果，生产实践的成就等。目前这一块在我们很多大学里是薄弱环节，我们要在制度、机制和政策上做出安排，要有着力点。
唐景莉：
这种过程应当是可测量的。如何测量？可能是新的课题。
赵 继：
对。首先对教师来说，表现为复杂劳动，不是计件工资。很多情况下是凭良心，十年磨一剑，这当中必须是要有高水平教师愿意做。其次，通过我们的激励和政策调整，使教师的劳动得到承认。同时，作为教师心里应当明白，做这个工作是天职，不是份外工作，把科研成果转化为教学内容，不断更新教学内容，是教师上好每节课的要求，应该成为教师内在自觉的行动，这种理念应当为我们广大教师所逐渐接受，自觉践行，这也特别重要。
唐景莉：
的确，应当为学科建设正本清源。另外，您谈到学科的新陈代谢，我知道一个新学科的扶持容易，交叉学科的扶持也很容易，但是如果一个传统学科的消亡可能是很难的，主要原因是人的问题，教师往哪里去的问题，这个问题如何解决？
赵继：
我个人觉得这里有一个理念问题，过去我们比较强化专业属性，有时专业把教师队伍，把课程，甚至把工作，都框在圈圈里，这是我们过去的一些误区。其实我觉得专业是我们国家特有的东西，而学科更多是基于知识体系靠课程组合来实现的，我比较提倡柔性化设置。
一个学科从诞生发展到辉煌，到最后的消亡，不是突然发生的，更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教师应当把学术研究和教学相结合，推进传统研究领域与新科技领域的学科交叉，在交叉融合中其实就会找到出口。这其中教师要不断把握机遇，不断进行学术拓展和视野拓宽，不断创新研究道路，而不是像守阵地一样，人在专业在，应当是不断与时俱进和升华。实际上我们所说的新陈代谢是凤凰涅磐的过程，找到新的生长点。因为教师有研究的背景，有学术的背景，教什么书会找到很好的结合点，我觉得是这样一个过程。
还可能是另一种情况，某些学科原来是这个层次的大学里所拥有的，可是在其他层次的大学得到了很好的发展，在你这不是特色优势了，可能在另外一些学校里是优势，仍然需要继续保持，继续深入进去，这可以通过分流方式得以解决。显然，这个过程不是突然发生的，是比较缓慢的。
唐景莉:
最后回到今天讨论的核心问题，就是立德树人问题，当前您觉得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还面临什么障碍，如何破解这样的难题？
赵继：
首先，这不是一个理念问题，几乎每一位大学校长都不会否认立德树人是大学的根本使命，我想还是要解决宏观机制上的问题，通过深化综合改革，把立德树人这一根本任务落到实处。每所大学都有自己的追求，都想在可达的境界里做的最好。但发展离不开资源，都希望获取的学校发展资源最大化，这种心态可以理解。这就要解决学校发展选择和政策、制度设计的一致性问题。也就是说，将来我们的教育拨款体制、对大学的绩效评价机制，以及大学各种资源的获取渠道，能够使我们的大学校长和管理者们更加自信地认为，我们的方向是对的。大学就应该把培养人放在第一位，就应该把主要精力花在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上，功成真的不必在我，在自主办学道路上办出特色。而我只要坚持这个方向前进，追求这个发展道路，就会得到社会和主管部门的认可，就会获得发展资源，形成良性循环。
其次，还是前面讲到的，大学要解决的两个机制问题，就是基于市场反馈持续改进质量机制和教师内在的持续的自我更新教学内容和教材的机制。而这两个机制的建立是综合改革深化的体现。
第三，要通过强有力的政策引导，以及方方面面的配套机制，建设一支能够为国家担当，胸怀天下，以民族复兴为使命的高水平的教书育人队伍。这里一定要突出人的问题，没有好的教师队伍就很难培养好的学生。
第四，作为学校一定要特别清楚在大学发展中，质量的改进是教育的提供者和消费者来共同完成的。换句话说不仅要教得好，还要通过对学生的激励、鼓励、引导和合作，让学生学得好，让学生有更多的选择，形成良性的互动和教学相长的氛围。
同时还要鼓励教师教学科研相结合，不断把研究成果转化教学内容，内化为课程资源，特别是把最前沿的东西内化在教学当中。要运用信息化手段如大数据和云计算等搭建更加丰富的教学资源扩展平台。
第五，要有一个良好的学风，因为一所大学能不能培养好的学生，一个很重要的方面，高质量的学生不光是在课堂上教出来的，而是靠良好的学术环境和氛围熏陶出来的，需要一代代人的奋斗和积累，用优秀的校园文化和卓越学术来熏陶和感染学生，这是一所大学最宝贵的无形资产，是取之不尽的精神财富，也是我认为特别重要的方面。
最后，我想说说我们校长自身。大学校长的发展理念和教育思想对大学建设和发展至关重要，大学校长心里应该有个底线，或者有个最最基本的衡量，就是不管外界怎么评价，也不管面临多大压力和困难，扪心自问一下我是不是真的热爱教育事业？是不是真的关爱和尊重师生？是不是真正把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放在了心中的第一位？是不是真的做好了功成不必在我的心理准备？我们必须要用实实在在的行动作出回答！
华东师范大学牢固树立本科人才培养中心地位，全面深化本科教育内涵建设，取得积极成效。
搭建在校生课程开放平台。加强优质课程教学资源建设，打造包括国家精品开放课程，市级精品课程、重点课程、高校示范性全英语课程，校级外国留学生英语授课示范性课程、通识教育精品课程、MOOC课程等多层次多元化的课程体系。推进课程开放共享，学生可跨年级、跨专业、跨院系自主选修感兴趣的课程，充分满足个性化学习需要。2015年，本科生开课总量达6560门次，通识教育课程开设361门次。
搭建卓越人才跨国跨境交流平台。拓展本科生国内外交流途径，推进与世界知名高校联合培养双学士学位、本科生海外交换学生、国家留学基金委“优秀本科生国际交流”、暑期海外学校、夏令营交流等项目，努力为学生体验多元文化提供机会。2015年，参加国（境）外交流的本科生数超过700人。
搭建师范生教学技能训练平台。加强师范生教学平台建设，完成微格实验室和配套软件的升级。鼓励教师尝试翻转课堂教学，推广普通话模拟测试与学习系统应用。搭建师范生教育远程管理平台，方便实习指导教师跟踪指导师范生，并对实习过程进行有效管理，全面提升师范生教学技能训练水平。
